Tuesday, May 29, 2007

不是社論:李栢儉提早獲釋 難服眾

前高院法官李栢儉夫婦,由於詐騙綜援罪成,各被判入獄十一個月。日前二人就刑期上訴得直,獲提前釋放,當庭重獲自由,共服刑四個多月。雖然律政司已表明不再上訴,但此案對本港社會和司法制度造成的衝擊,卻難以就此平息。

處理該宗上訴案件的高院法官辛達誠(John Saunders)表示,原審裁判官以入獄十五個月為量刑起點,再以以下人道理由,為二人各減刑四個月,判刑並無「明顯地過重」(not manifestly excessive):

· 被告年事已高
· 身體狀況欠佳
· 需各自賠償$50,000,作為詐騙$111,244綜援的補償(注意:並非「罰款」)
· 有人撰信替被告求情

李栢儉夫婦於一月二十六日被判即時入獄,扣減假期後,原定可於八月二十五日刑滿獲釋;今高院法官判二人當庭釋放,等於將餘下的三個月刑期一筆勾消,有法律界人士認為,高院法官的判決難以服眾。

若重新審視原審裁判官的四項「同情」理由,事隔四個月,

· 二人的年歲及身體狀況與原審時無分別
· 二人已繳納總共$100,000款項。雖然當時原審裁判官並不確定二人會否從善如流,但並沒有以此作為將來減刑的條件;換言之,不管二人有沒有作出該$100,000的補償,都不構成減刑的理由
· 唯一未經原審庭考慮的因素,乃被告另外呈上的兩封由「顯赫」人物(very eminent persons)、退休英國女法官Elizabeth Butler-Sloss及英國法官Mathew Thorpe,所撰寫的求情信

當原審裁判官基於四項同情理由,把刑期由十五個月減至十一個月時,其實已為李栢儉夫婦減刑27%。一名司法界人士認為,該判決相當合理。

但當辛達誠法官宣佈二人當庭釋放時,等於將其刑期再由最初的十五個月,大幅減至四個月,減刑達73%!而唯一可以作為減刑考慮的因素,乃該兩封於原審時並無呈堂的、由顯赫人物撰寫的求情信(因為其餘三項包括身體欠佳等理由,已在原審時獲充分考慮)。即使按辛達誠的說法,考慮行為良好的因素,服刑四個月相當於六個月,他的減刑幅度(即九個月)也達60%。扣除原審裁判官已減的27%,兩封重量級求情信,「貢獻」的刑期減幅達33%。

該司法界人士懷疑,李栢儉已離鄉別井數十年,兩封來自英倫的求情信,是否應有如此大的效果。他認為辛達誠法官提前釋放李栢儉夫婦的理由「令人費解」,予人「夾硬」放的感覺,是「顯明的有問題」。

細心閱讀高院法官的判詞,會發現辛達誠法官也同意,詐騙綜援及公共房屋者,應予嚴懲。像李栢儉夫婦般,詐騙社會福利達$100,000至200,000的,合理的刑期應為十五至二十四個月。更何況李氏夫婦都是資深法律從業者,其行為堪稱知法犯法,其罪行實在不容輕判。

李栢儉夫婦於原審期間,三番四次藉詞終止或拖延聆訊,予人濫用司法程序之感,早令社會人士不滿。他們罪成入獄,雖不致大快人心,但至少彰顯了香港法治的公平和公正,亦大大鼓勵了致力打擊濫用福利的執法者,讓他們以法律為後盾,勇往直前。今因為兩封越洋求情信,李氏夫婦獲高院寬大處理,提早釋放,繼續「上流」,很難令人同情。

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。將來不管我們要做國際金融中心,還是走高科技路線,良好的法治都是不可或缺的,司法人員和機構亦因此得到香港市民的高度尊祟。故不論法庭的判決是否盡如人意,我們應予尊重,但是,法庭亦應盡可能作出令人心服口服的裁判,這才不負七百萬香港市民的期望。對香港來說,一宗李栢儉判決所作出的傷害,已經太多。

Friday, May 25, 2007

耶魯校長:中國崛起 莫學日本

講者:Professor Richard Levin(耶魯大學校長)

亞洲協會香港分會主席、恒隆集團主席陳啟宗介紹耶魯大學校長雷文教授(Professor Richard Levin)時,這樣講:聽說美國有兩份工作最棘手──美國總統,及美國大學的校長(兩者的英文都是“President”),我想,毫無疑問,肯定是美國總統難當些。後來才醒悟,難當的應是校長──因為美國總統都是這傢伙教出來的。

此話應用在雷文身上一點不假。最近六位美國總統裏,有四位畢業自耶魯(福特、老布殊、克林頓及小布殊),覬覦總統寶座的前第一夫人希拉莉,也是耶魯的高材生。

能夠產出這麼多對世界舉足輕重領袖的高等學府,其領導人亦必具長遠眼光。雷文自九三年起出任耶魯大學的校長,格外強調與中國的關係,包括資助內地高級幹部往耶魯進修,又應國家主席胡錦濤去年訪美的邀請,率領一百個學生訪京交流。他認為中國有三大難題,其觀點值得參考:

(1) 法治
「未來力倡中國需保護知識產權的聲音,將不再來自外界,而是由中國人自己提出。」雷文說,隨中國高速發展,許多企業將擁有自己的商標和多媒體產品,再難容忍猖獗的盜版行為。不保障知識產權,如何鼓勵自主創新?

此外,貪污橫行、言論受遏,這些都是國家崛起的絆腳石,必須正視之。

(2) 創新
「想像一下,如果蘋果電腦、微軟和Google都是日本的企業,她還會面臨始自九十年代的衰退嗎?」

雷文說,日本在戰後生產力高速增長,四十年來都使美國望塵莫及;她的管理技術、龐大儲備,都使美國人既羨且妒。為什麼這些優勢一去不返,使她忽然陷入經濟發展困境?

表面原因是企業負債與金融市場崩圍,但雷文說,更核心的問題是日本人無法隨資訊革命起舞,因而在知識型經濟中被美國大幅抛離。

舉例說,因循多年,日本企業的管理制度逐步僵化,什麼都論資排輩。一個四十五歲的科學家,即使成就達世界級,亦不得不仰人鼻息,因為撥款和資源都掌握在六十五歲的老人手上。「換了在美國,就算你只有三十五歲,錢都是你的。」雷文說,這種能者居之的美式文化,大大推動了美國的創意工業,誕生出微軟和Google等巨企,稱霸全球。

「在日本發生過的事,也有機會在中國重演。」雷文稱讚國家在「十一五規劃」中強調「自主創新」,很有前瞻性,他更補充三點:
(一) 要從事世界級研究
(二) 改善教育體制,為國家培養更多精英
(三) 優化金融體系,提升危機處理能力
中國不欲重蹈日本覆轍,不得不察。

(3) 環保
雷文說,有一點對中國來說可能不公平的,就是當包括美國和歐洲在內的西方國家發生工業革命時,環境保護並未引起關注。但當中國在奮力工業化時,卻生不逢時,被環保份子視為眼中釘。

但不管怎樣,資源浪費、水質污染、溫室效應,這些問題即使不招來國際壓力,亦將拖中國發展的後腿。此外,中國正在加速都市化,當越來越多人從郊區搬到城市居住時,如果規劃不當,亦勢將使環境問題惡化。

雷文指中國作為世界上煤的最大生產國和消耗者,應該致力研究改善燒煤的技術,減少空氣污染。

對於環保議題,他的意見很客觀:「如果你想中國從善如流,所有國家都要作出改變。」他認為這是全球問題,誰也不應推缷責任,美國也不例外。

在這位耶魯大學校長眼中,巨龍甦醒,是褔不是禍:「中國繼續崛起,受惠的不只中國本身,全球也得益。」

Tuesday, May 22, 2007

富豪第二代辦智庫 政府會聽嗎?


專訪:鍾逸傑(香港工商專業聯會會長)

一群原本曝光於娛樂名流版的富豪後代,忽然成了政治版的新寵。
李兆基之子李家傑、霍英東長孫霍啟剛,還有一眾背景相近的商界後代,正準備籌組「香港青年百人會」;同時,該會部份成員又於日前成立了「菁英會」,以延續家族在香港政商界的影響力。
在官場打滾半世紀的教父級人物、前布政司鍾逸傑爵士眼中,富豪第二代籌組這些組織,能否迸發出驚人爆炸力?

其中,「香港青年百人會」的籌組由中聯辦居中協助,藉匯集這些富豪的年輕後代,培養其國家觀念,鼓勵他們服務社會。

早於一九五七年,這些富豪第二代還未呱呱墮地之前,鍾逸傑已越洋來港走馬上任。他官至布政司,尤德於任內去世時,他還當過署理港督;退休後鍾逸傑仍對香港事務念茲在茲,並領導工商專業聯會,吸納不少工商及專業界名人,進行各種研究,為香港出謀獻策。他從政經驗豐富,可認為年青富豪參政,能事半功倍?

鍾逸傑欣見「香港青年百人會」破繭而出,他說「智庫」的關鍵不在多少──香港的參政平台,在回歸後百花齊放,數目不嫌多──而在如何突破政府的自我保護,否則功能成疑:「民間的提議對政府幾乎不起作用,就像風中的呼嘯,引不起注意。想滲透政府的保護殼,很困難。」鍾逸傑舉例道,光是法定的諮詢組織,香港就有五百多個,可是不管討論的目的是什麼、收集到的意見如何,諮詢組織的所有議題皆由官員主導──連它們都不能左右大局,遑論智庫。

除了官府的充耳不聞,政黨發展有欠成熟,也是智庫發展的絆腳石。在美國,智庫與政黨的關係猶如大腦和四肢:政黨是選舉機關,成員出面「落區」、拉票、參選;其政綱和政策,則由智庫研究、供應與補給,雙方各專所長,互利共生。

一旦政黨入主白宮、或執掌議會,智庫的建議便有很大機會得到落實,其成員亦順理成章會被政府羅致、借用為謀臣,學而優則仕。如美國國務卿賴斯,便是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。然而在香港,政黨無緣執政,智庫謹能向執政者(即特首)獻媚,前途較黯淡。

鍾逸傑感慨:「議員們光坐在那兒等政府提出建議,然後作出否決。」還用得著做政策研究嗎?

官僚、政黨、商人,共同掌握了社會上最重要的三種資源:名、利、權。如果運用得宜,鍾逸傑認為「香港青年百人會」大可挾財政和人脈上的超級優勢,使下情上達,幫助執政者解決許多社會難題,如:中港經濟融合、貧富懸殊、住屋問題等:「香港有一半人無法擁有自己的居所。沒有安身之所,談什麼身份認同和歸屬感?這是社會穩定的基石。」鍾逸傑說。

坊間對「香港青年百人會」所知甚少,其核心人物看來也暫時對自己的定位不甚了了。香港不過是彈丸之地,若其成員欲以正宗的美國精英組織「百人會」為藍本,志不在多弄一個富豪俱樂部出來,那他們能為香港出力的地方,多著。

配稿:香港智庫 人才難求
去年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在美國進修後回港,旋即宣佈成立智囊組織「匯賢智庫」,以深入研究香港公共政策,鼓勵公民參與。其政策發展總監陳岳鵬說,美國政制發展成熟,政商透過遊說或議題設定,曲線影響施政的機會很多,因此智庫根本不需要「寄生」於政黨或官僚體系內,大多能獨立運作,具規模的,甚至可動輒聘請百人以上作公共政策研究。智庫同時發揮「旋轉門」的功能──智庫成員可以入主白宮,退休官員也可出掌智庫,容易吸引新人加入。在香港,陳岳鵬說智庫發展最大的障礙是:「人才難求啊。」

另一以年青人為主的論政平台Roundtable Group成立於二零零四年,其成員陳智遠和沈旭暉曾撰文,指香港發展智庫的空間,是吸引一些(1)對社會關心,但不想被政黨/社運局限,(2)具學術能力,但無意長居象牙塔,和(3)雖從事商業活動,但仍心繫社會發展的年輕人。他們以王家衛的電影作比喻,謂參與其中的人未必知道自己的角色,但整體卻可以發揮個人力所不及的潛能。

Friday, May 18, 2007

科舉制度遺禍 中國科學落後

講者:施爾畏(中國科學院副院長)

一提起中國科學的發展,沉重感便突然來襲。「洋務運動」、「科教興國」與近代飽受蹂躪的中國歷史糾結在一起,壓得人喘不過氣來。

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施爾畏來中文大學就「中國科學發展」發表演說時,卻迴避了這些宏大的題目,轉而用他口中「零星生活中的反思」,刺激學生們思考:

* 廈門的胡里山炮台建於清光緒「洋務運動」期間,原有兩座購自德國的鋼炮,各值白銀六萬兩,有效射程可達六千多米。結果,一門鋼炮於「大煉鋼」期間被毀,另外一門,保存完好,僅發射過三炮。
* 鴉片戰爭時,一些皇親國戚建議把猴子掛上鞭炮,抛到洋人的軍艦上,對付敵人。結果共有十九隻猴子被選出來,卻沒有敢抛猴子的人。
* 一九五二年,中國自行生產了第一座蒸汽機車,宣稱這是「領先世界」的成果;同年,日本停止生產蒸汽機車,因為這已被淘汰。
* 為了量度珠穆朗瑪峰的高度,中國派了一個小隊攀上珠峰,安放測量標誌,然後再以幾何方式,計算其高度。當時,歐洲派了一架直升機直飛山頂,逗留三分五十秒後,得出珠峰高八千八百五十米的結果。

從這些小小的故事,不難看出中國科學發展的種種問題:效率太低、人才不夠、效益不足。施爾畏說,追本溯源,科舉制度正是扼殺中國科學發展的原因之一

自古以來,中國就有「士農工商」的說法:農民得到扶植、工人與商人被抑制、而讀書人則被鼓勵「學而優則士」,循科舉制度晉身朝廷,出任文官或武官,「書唸得特別好的,皇帝還會把女兒嫁給你,讓你當駙馬」,施爾畏說,這樣的制度大大鞏固了皇權的穩定。然而,「萬般皆下品,唯有讀書高」的思想,卻令唸科學的讀書人,與搞技術的工人老死不相往來,窒礙了科學的進步。

西方科學之所以能「大躍進」,與文藝復興時期,學者與工匠「爆炸性」的結合不無關係──只有當理論和實碊可以完美結合、相得益彰時,科學才可推動社會進步。

施爾畏說,中國科學發展不但有先天不足,近代又遭逢文化大革命的洗禮,發展大為滯後,可以說值到八十年代後,才開始真正發展起來。然而如今又面對兩個巨大的挑戰:資源和人口老化壓力。

由於過度開發與不重視環境保護,國內面對沉重的環境污染和資源短缺壓力,是科學發展的一大隱憂;另一方面,由於「一孩政策」與人口老化,未來勞動力勢將出問題,屆時國家「還沒有富起來,人口已經老齡化」,施爾畏說。

國家「十一五規劃」明確提出要落實科學發展觀,提高知識技術產出,不以血汗工廠來賺取卑微的回報。但國內經濟發展火爆,據施爾畏所知,很多學生想投身商界賺快錢,而不以當科學家為志。如何建設「創新型國家」,不以衣服鞋襪換取外國的高科技產品,實在任重道遠。

Friday, May 11, 2007

「蘋果」高手 公開創業祕訣

講者:Guy Kawasaki(創投基金Garage Technology Ventures創辦人)

收到香港美國商會的通知,有一個叫Guy Kawasaki的人將出席他們的午餐會。
根據簡介,這個叫“Guy”的亞裔美國人是一家創投公司的創辦人、寫了一系列暢銷書,還有,他曾經在蘋果電腦(Apple)工作過,職責是「首席傳教士」(Chief Evangelist,這可能是蘋果電腦獨有的職銜,類似一般企業的市場或公關人員)。
曾在喬布斯(Steve Jobs)麾下工作過的要員都獨當一面,憑這點,就知道這個講座值得一聽。

Guy是一家創投公司的創辦人,又曾在蘋果電腦工作過,他不但擅於演講,更是激發創意的能手。如果你想創業,他的意見更值得參考:

1. 有意義嗎?Make Meaning
許多人打算創業,以賺錢為首要目標,Guy認為,這是本末倒置,必須先為自己的工作賦予意義,以宏大理想作基石,才是基業長青之道。

2. 不斷創新Jump to the next curve
大部份人終其一生只在一塊小小的土地上成長,不曾脫離原有的軌跡,因而無法突破。
Guy說,不要為過去的成功而因循怠慢。八十年代,蘋果已在電腦行業獨當一面;千禧年,蘋果涉足MP3市場,以iPod改變了整個市場模式;最近,蘋果再度脫離原有軌道,欲以全無鍵盤的iPhone,進軍個人通訊市場。
每一次求變,蘋果都為追隨者帶來耳目一新的體驗,是勇於突破成規的典範。

3. DICEE
優秀的產品,須具備以下條件:
Depth──深度。Guy在演講中展示了一隻「人字拖」,這隻拖鞋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它在鞋底有一個小小的開瓶器。因為這樣,「它比其他同類產品多了一倍的功能,真了不起(how deep)!」這個略嫌跨張的例子惹得哄堂大笑。
Intelligence──智慧。有沒有試過在漆黑中想開電筒時,卻發現它與現成的電池不兼容,使人一籌莫展?樂聲牌發明了一種電筒,可以配合三種不同大小的電池來使用,大大方便用家,「終於有人動腦筋了!」Guy戲謔地說。
Complete──意念完整。
Elegance──高貴。最佳例子莫如現在幾乎人手一機的iPod,只須一根姆指操控的click wheel,外型簡潔秀麗。
Emotive──產品是否打動人心?如果你在街上瞥見一架神氣的哈利電單車(Harley Davidson),即使不懂駕駛,也會回眸再三吧。

4. 保持獨特Niche yourself
不要懼怕有些人喜歡你的產品,另一些人避之則吉;好的產品,自然會吸引獨特的買家。專為二十二歲喜歡戶外活動年青人設計的吉甫車,無論如何不會使五十多歲的中年爸爸動心。
做你最專長、而又能為顧客創造最大利益的產品,才可獨樹一格,並帶來豐厚利潤;
僅著眼於為顧客創造利益而不顧自己所長,最終將陷入價格競爭,無法一枝獨秀;相反,若僅做自己擅長的事而不理顧客死活,亦太曲高和寡,自終亦難以生存。

Guy給與會者最後的忠告,是別讓「笨蛋」(bozo)輕易打擊你的意志。
他說,這些「笨蛋」通常都身穿黑色西裝、開一輛德國車、薄有名氣,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樣(「其實這完全不等於聰明。」Guy說。)。他們總是給你種種忠告,告訴你這樣做多麼不智,令你對自己的抉擇猶疑。而一個已成功的人,也很容易自我局限,陷入同樣結局。

這樣的事曾經發生在他自己身上:有人請Guy到還未成名的Yahoo出任行政總裁,當時Yahoo離他家很遠,他想:「開車到那裏去太遠了吧,而且我也看不出這怎麼可以賺錢。」因為這樣一個小小的、愚蠢的想法,Guy後來的損失,以億美元計。

「當你在一方面已很成功時,最困難的是迎接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挑戰。」Guy如此總結。

10/20/30 教你打動投資者
作為一個以聆聽創業家意念並決定是否注資為生的人,Guy為試圖向創投基金叩門的人提供了一道10/20/30法則:
- 只用10張幻燈片;
- 整個演說不超過20分鐘;
- 以30pt作為幻燈片字體的大小。這樣一來令看的人比較舒適,此外由於字體較大,不可能在一頁中寫太多字,可避免演講的人照本宣科地跟稿唸。

在他的網誌blog.guykawasaki.com和零四年出版的書The Art of the Start裏,Guy談了更多創意和創業之道。

Tuesday, May 08, 2007

港粵融合不足 難拼上海長三角


專訪:馮玉麟(麥肯錫公司香港區總經理)

特首曾蔭權連任後誓言,五年之後,大家談起亞洲區的國際金融中心,只會想到香港,而非新加坡或上海。
這個想法是否一廂情願,關鍵不單在香港,更在我們的競爭對手──特別是上海。

港人可能不察覺,當珠三角地區(廣東、深圳和香港)仍因為一國兩制和心態問題,未能好好整合發展時,長三角地區(上海、蘇州和浙江)的GDP,早在零五年已超越珠三角。

九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,需要上海作為龍頭。鄧小平便說過:「…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…」當珠三角在區域競爭中已被拋離時,以長三角為腹地的上海,是否更具挑戰香港的實力?

麥肯錫公司(McKinsey & Company)香港區總經理馮玉麟說,長、珠的區域競爭情況很複雜。以行業來說,兩者並非此消彼長,因為中國市場夠大,許多企業不介意在兩地都設點;但單就金融業來說,挑戰就大了,「不少企業開始想在國內上市,趨勢漸漸明顯。」馮玉麟說。

去年年底,當香港股市總市值首度突破十三萬億時,深滬兩地的總市值僅在八萬億;但半年不到,截至四月三十日,深滬總市值已暴增一倍至十六萬億,僅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總市值,已超過十二萬億,要超越香港目前的十四多萬億,指日可待。

因為中央的協調和祝福,長三角地區以上海為龍頭,已無異議;但港粵之間,既意識到有合作的需要,但又在暗地裏較勁,協作效應明顯不足。

「龍頭之爭沒有意思,不如尋找有沒有雙贏的方案,例如可否吸引企業以深圳為後勤總部、在香港搞投資?通關快一些,不是互惠互利嗎?」馮玉麟說,「Integration is the only way to go(整合是唯一的出路)。」

馮玉麟認為,香港必須加強本身的優勢,「否則,我們不被上海趕過,也有可能輸給新加坡。」他特別強調人才的重要,因為許多跨國集團認為作為人才樞紐,是香港最吸引之處,可惜香港雖然有爭奪人才的意識,卻不夠主動:「我們說要吸引內地專才來港,但撫心自問,我們為他們做了多少?」馮玉麟說,他有許多商業上的朋友,決定是否往一個國家工作時,最關注的是子女的教育。可是香港的國際學校很多,卻從沒有一所為內地人度身訂造的學校。不少內地專才,寧可回到上海去工作,起碼小孩可以唸好國語。

關於區域競爭,危機意識要有,但也不必妄自菲薄,從大局來看,香港對中國的角色仍然重要:「在歐洲,英國發展再好,也不會取代法國。法國仍有其獨特的地位。」馮玉麟說,香港是中國的窗口,過去數十年助外國企業打進中國,未來我們亦應藉這個窗口,把中國的企業推上世界舞台。

一孩政策的重大隱憂
今年的五一黃金周剛過去,國家商務部指全國消費總額達3,200億人民幣,較去年增長15.5%,中央以黃金周來催谷內需的原意漸見成果。麥肯鍚一份有關中國經濟的最新研究亦支持這個發現,指目前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,來自個人消費,佔零零至零五年GDP增長的百分之四十四。

馮玉麟指中國的中產階級與成熟的西方國家很不一樣:「他們非常年輕,介乎廿多至四十來歲,喜歡潮流用品如手提電話鈴聲;思想開放,消費力旺盛,渴望買樓買車。」

這個冒起的階層相對節儉的上一代大大不同,但亦帶來隱憂:「國家的儲蓄可能減少、有通脹壓力。」這相對美國人不顧一切的消費模式,可能還有一段距離,但對經濟的影響不可不察,畢竟內地的社會保障遠不如美國。

而且,由於「一孩政策」的實施,這群現今正處黃金時代的中產,十多廿年後可能要面對非常大的負擔,「未來中國沒有收入的人口會很大很大,這些中產上有高堂下有妻小,問題很大。」馮玉麟說。

Tuesday, May 01, 2007

法總統爭霸 形象塑造勝實際



專訪:沈旭暉(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)

  被喻為50年來最難分勝負的法國總統大選,將於本周日(5月6日)舉行投票。外界普遍把這次選舉視作世紀性的左右對決,但右派的薩爾科齊(Nicolas Sarkozy)在強調愛國等傳統價值之餘,矢志改革,甚至被質疑「他真的是對(右)先生嗎?」(Is he Mr. Right?);而左派的羅瓦爾(Segolene Royal),卻有其保守一面,她的「慈母」形象,深受青年歡迎。這真是旗幟鮮明的左右之爭嗎?

  「不見得。」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研究助理教授沈旭暉說。「和冷戰時代兩大陣營各據一方不同,今次選舉並沒有明顯意識立場之別,選舉的意義其實聚焦在中間。」

球星施丹 整合法國矛盾

  民眾想變又不想大變的心思,初選結果已略見端倪。首先,是次投票率高達百分之八十五,是數十年來法國總統大選中最高的,顯示很多人認同選舉的重要性,想藉此表達對現狀的不滿;另外,雖然整體上選民的取向較為右傾,但選票卻頗平均地流向三位主要候選人:薩爾科齊得31%,羅瓦爾有26%,中間派候選人貝魯(Francois Bayrou)獲19%;極右派候選人勒龐(Jean-Marie Le Pen)只有一成支持率,「顯示民眾知道,過激的作風可監督政權,但最終不會成為主流,也不可能執政。」

  法國目前問題多多:失業率高企、貧富懸殊、國家債台高築、經濟增長緩慢,還有新移民與少數族裔問題,「針對現有的問題,看來誰當總統都不見得好。」

  沈旭暉說,薩氏主張嚴格限制新移民,作風強硬與美國總統小布殊那套接近,毫不討好;羅瓦爾建議由提高社會保障入手,緩解社會矛盾,但又似乎沒有針對問題的癥結落藥。

  05年底和去年3月,法國接連發生騷亂,肆事者主要就是失業的青年-法國青年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二十,非裔青年的失業數字更高達百分之四十-「不論誰當總統,都不能防止任內不會再發生類似事故。」沈旭暉說。既然左右兩派都沒有萬全之策,難怪每五位法國選民中,有一位把票投給走中間路綫的貝魯。

  事實上隨選舉進入倒數階段,貝魯的角色更見吃重。由於薩爾科齊和羅瓦爾的支持度旗鼓相當,貝魯支持者的選票,將左右大局。沈旭暉說,「我們可以看到,在講數的過程中,貝魯第三條路的思想,可以分別灌輸入其餘兩黨中。」

  在種種社會不穩定中,沈旭暉認為法國去年的騷亂其實早五、六年就應該發生;是球星施丹營造了短暫的和諧:「在過去幾屆的世界杯中,施丹的突出成就整合了法國社會的內部矛盾。他是少數族裔(阿爾及尼亞人),但他成功、富有,就像一個spin doctor,超越了左右派別的施丹,獲得大多數人認同。」

拿破崙Vs聖女貞德 勢中間靠攏

  如此看來,不論是自比為「拿破崙」的薩爾科齊,還是被喻作「聖女貞德」的羅瓦爾,他們高舉的左╱右大纛(音︰毒,古時軍隊或儀仗隊的大旗),其實是形象塑造多於實際,無論誰執政,都會盡量向中間靠攏,未必會為法國帶來革命式的巨變。

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﹏

電視辯論難左右大局

  囿於嚴格的競選規定,薩爾科齊和羅瓦爾並未在初選中正面交鋒,因此外界對今天(5月2日)的公開辯論相當重視。特別是二人支持度非常接近,當短兵相接後,其中一方可否穩佔上風?

  沈旭暉認為,近代總統大選的電視辯論,沒有一次可以影響選情,「無根基的新人尚且有機會一展身手,但當兩個候選人都是相對老練和為人熟悉的政客時,電視辯論很難帶來令人意外的結果。」

  沈旭暉說,如果電視辯論真的還像尼克遜對甘迺迪(註)那個年代般具關鍵性影響的話,獨立候選人佩羅特(Ross Perot)就應該在92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脫穎而出。

民眾分辨 實力和口才

  當時共和黨老布殊尋求連任、民主黨由克林頓出戰,而來自德州的億萬富豪佩羅特,則以獨立候選人身份,躋身最後三強。「佩羅特的表現異常優秀,形象好、口才佳,電視辯論能發揮的優點,他都做到了。」可是事後的民意調查顯示,佩羅特並無因為電視辯論而得到絲毫好處,民意甚至乎稍為掉頭向下。

  「這顯示當破格的辯論表現成了常規後,民眾已分割了候選人的實力和口才,不再受辯論左右個人決定。」沈旭暉說。

  註:06年,美國舉行了史上第一次總統電視辯論。在這之前,尼克遜和甘迺迪的支持度不相伯仲,但一場辯論卻扭轉了局勢。熒光幕前,談笑風生的甘迺迪把大病初癒的尼克遜完全比下去。雖然收聽電台的聽眾大多支持尼克遜,但七成自稱受該次辯論影響的選民,卻投票給甘迺迪,使後者最終以些微差距入主白宮。

下一個十年 軟件成關鍵

講者:柏聖文(Stephen Bradley,英國駐港總領事)

陽光燦爛的一天,踏著細碎腳步,從車水馬龍的雲咸街拾級而上。經過高雅的時裝店,小小的花檔,一座古舊的紅磚平房映入眼簾。還在喘氣的當兒,你走了進去這座漂亮的建築物。高聳的樓底、調暗了的燈光、還有那紅木裝潢,令人頓時暑氣全消。

在「集體回憶」忽爾流行的今天,在這座充滿殖民地風味的「外國記者會」內,英國駐港總領事柏聖文絮絮說起香港回歸十年前後的變化,甚至帶我們穿梭未來,一窺二零一七年的香港是怎樣的……

回憶大概總是美好的。隨柏聖文回到一九八七年的香港,有這樣的情境:
*政府──「只須短短一個上午、從走廊這頭的辦公室走到那頭,就可以達到共識。」在他眼中,下亞厘畢道的效率與倫敦的白廳(Whitehall,英國議會及眾多政府部門之所在地)相比,是天淵之別。

八八年柏聖文加入香港政府,任港督衛奕信的顧問。當時香港奉行小政府,「政通人和」大概是最貼切的形容詞。

「走進任何一個同事的辦公室,你會得到三個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的原因,而非六個不上馬的理由。」他讚美道。

*政治──行政會議(行政局)影響深遠,而所有立法會(立法局)議員都是委任的,因此與港府「合作無間」。

「我記不起有什麼重要的遊行,政治絕不可能成為晚宴的話題。」柏聖文說。

然而在該段美好的時光裏,八九年的六四事件震撼了這座小城。一時間,人心徨徨,在香港,「一切全變了樣」,柏聖文說。直到九二年鄧小平南巡,堅持了改革開放的方向,國家才逐漸回復元氣。

九七年香港回歸,退下了大不列顛的國旗,特區政府在不獲西方看好的情況下,如初生嬰兒般顛顛簸簸地走過一道道難關。好不容易十年了。柏聖文正面肯定了主權的順利移交,並指香港與英國的關係更趨成熟和正常化。
回歸十年來,「恒生指數快升上二萬一千點,幾乎是八七年的十倍;人均生產值每月二萬元,是八七年的兩倍…還能使這更美好嗎?」

有的。柏聖文認為,第一要理順行政立法關係,以期令管治更有效;此外,就是要加強環保工作,使藍天再現。

在演說的尾聲,柏聖文拿了一隻小小的白瓷藍花茶器(圖)出來。他最近去倫敦時,看上了這小東西;一隻乾隆時期的茶器。這隻並不十分起眼的茶器本來和其他的沒有什麼不同,但當它從清朝被帶到英國期間,有人替它鍍上了細細的一道金邊。

「或許有人會把香港比喻為這隻茶器,英國人在佔領它的百多年裏,為它鍍上了金邊:法治、有效的政府、社交、貿易、宗教和言論自由、自由市場,一切使香港自一般中國城市脫穎而出的因素;那套軟件。」柏聖文說,許多中國城市都想成為香港,特別是嚮往香港的「國際化」。

他在想,二零一七年的香港應該是這樣的:「屆時我將退休,正在盤算在港島區找一套小小的房子。一位新的特首從普選中誕生──希望他也是立法會最大黨的領袖──而立法會也由普選選出。」有沒有這樣的一天,端視香港能不能保持優勢,就像那茶器的點點金邊,是否已經和它本身渾然一體,抑或隨時間褪色。